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已经丧失了保护和抢救稀有剧种的最佳时机，部分剧种即使想抢救也已为时太晚。但我们还是必须去正视这一严酷的现实，尽到最后一份努力，哪怕已经是一堆废墟，也要力争将它们留给后人。
1999年9月16日，10号台风刚刚掠过广东最富庶的珠江三角洲，我专程前往海陆丰，拜访海丰文化局离休干部吕匹。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从上演野台戏的祠堂回来后，吕先生打开他心爱的资料柜，取出他五十年来精心收集的本地区三个地方剧种资料。
吕先生珍藏了海陆丰地区特有的正字戏、白字戏、西秦戏三个稀有剧种数百万字的历史资料，装订十分整齐。这批资料的主体，是50年代初由当时的老艺人口述，政府指派的“新文化人”记录的传统剧本，还有数部清代的演出剧目抄本。这些珍本藏在吕匹手里，是因为他正是50年代受命记录整理这些独一无二的戏剧文化遗产，并一手组建了三个稀有剧种正规剧团的政府文化干部。几十年以后的这天深夜，吕先生和我一起翻看这些发黄的旧纸，许多纸页已经被虫蛀成星星碎片，边角上一些字迹已经无法辨识，象征着再也经不起时间之神摧残的这些剧种的命运——正字、白字、西秦是海陆丰地区特有的剧种，其中正字戏和西秦戏都已经濒临灭绝，西秦戏只剩下最后一个剧团，今年它只演出过一场；正字戏虽然除一个国办剧团外，偶尔还会有一两个民营剧团上演它的传统剧目，但这些剧团能演的剧目已经很少，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几年之内，正字戏的艺人们可能都会改行；白字戏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海丰最后一个国办白字戏剧团今年只演出了十来场。不需要几年时间，这三个有100年或者更长历史的剧种，将会在我们这个文化中消失。
吕匹可能是对海陆丰地区三个小剧种怀有最深切感情的专家，在长达五十年的漫长时间里把自己的生命与这三个剧种联在一起的吕匹，一边向我展示他的珍藏，一面忐忑不安、心怀疑窦，深恐自己在世人眼里显得像是个怪物，那个装满稀世宝藏的柜子，已经许多年没有向别人开启过。
吕匹面对的是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中国戏剧360多个剧种里，有一多半像正字戏、西秦戏这样的稀有剧种，正在默默地收敛起过去的辉煌，或者已经消亡或者正在消亡。而许多像吕匹这样的老人，坐拥同样重要的稀有剧种珍贵资料，在人生的最后年华独自彷徨，面对这个时代悲剧不知所措，至多只能做一些无望的努力，而这努力之所以无望，正因为他们始终感受不到这种努力的价值以及世人的关注。
并不是所有濒临衰亡的稀有剧种，都有像吕匹、童子俊这样的文化英雄顽强地支撑它们的存在。 让我们回头看看曾经流行于晋北，在河北、陕西的局部地区也曾有流传的稀有剧种“赛”（又称“赛赛”）的命运。陆游曾有诗云“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河桥看赛神”，正是说南宋年间在各地广泛流行的赛社；专家认为赛可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迟在清中叶它已经相当盛行。赛有异于其它剧种之处在于艺人们都是世袭的“乐户”，因此演出班社均以家庭为单位；它有音乐、吟诵而无唱腔，场上表演时“有将无兵”，“有主角无龙套”，兵卒一类角色由一位类似于宋杂剧中的“竹竿子”的“引荐”担任，因此，在演出体制与剧目等诸多方面都有其鲜明特点，极有研究价值。40年代末，晋北尚存七个家庭班和一个季节性班社，能上演120多个剧目；到60年代，五台西天和赛班还存有40多个剧本，可惜现在已经全部亡佚。这个历史不短的剧种，目前仅剩几位垂垂老矣的艺人还依稀能记得剧种的概貌，勉强能搬演戏中某些片断。 陕西的西府秦腔又如何呢？相传西府秦腔形成于明代，清代中叶进入全盛时期，当时仅关中西部十余个县就有100多个戏班流动演出，有“四大班，八小班，七十二个馍馍班”之说。本世纪20年代起，该剧种逐渐呈现凋零景象，戏班纷纷改唱其它声腔；具有悠久历史的“四大班”，有3个在解放前夕散班，仅存的一个班社也在解放初改组；1956年政府组织一些老艺人进行的展览演出遂成为这个剧种的绝唱，至此它永远离开了我们的视野。 类似的现象简直数不胜数。中国戏剧300多个剧种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而稀有剧种面临绝境的现象同样也遍布全国各地。在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省份，都有数个类似西府秦腔这样的已经衰亡的剧种，像赛这样已经基本绝迹的剧种，以及像正字戏、西秦戏和宁海平调这样岌岌可危的剧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有60－80个左右的剧种还能保持经常性的演出和较稳定的观众群，这就意味着只有1／4到1／5的剧种，目前还算活得正常；虽然从整体上看，戏剧的观众还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多数剧种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困境。其中有上百个剧种，目前只剩最后一个剧团，仿佛只是为了象征着剧种仍然存在，而这些剧团中相当一部分早已不能演出，只剩下一块牌子；即使那些还能偶尔见到演出的剧种，也多在生死线上挣扎。 在大量的濒危剧种里，除了像昆曲这样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剧种以外，数量最多的是地方性的、往往只在一两个县的小范围内流行的小剧种。这些剧种情况并不相同，其文化含量与艺术价值也不能等量齐观。比如说某些50年代以后“人造”的剧种，既没有负载多少文化意蕴，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为观众受容，它们的衰亡既是必然的，也不值得过于痛惜。 我们真正需要谈论的是在中国戏剧中占到1／3的那些有较长历史与丰富文化内涵的古老的濒危剧种， 它们不仅有足以充分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独特艺术手法，而且往往因为长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内流传，与外界较少交流，而得以在中国戏剧整体上不断流变的背景下，保存了古老的戏剧样式与形制，就像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偶尔留下的活化石，令我们得以一窥久远的戏剧的面目，甚至在不经意间，就掀开了古代历史十分生活化的一角。福建的梨园戏许多演出剧目都与宋元南戏同名，情节内容也泰半相同，行当承袭以七大脚色构成的南戏旧规，音乐结构极似早期南戏，保持了宋元南戏一些重要体例；它特有的剧目《朱文走鬼》一折里有关茶饮的描写，是迄今有关宋代茶饮最直接也较为可靠的证据。明清年间的戏剧发展与社会生活于地方剧种里的痕迹就更为常见，明代四大声腔几乎都在地方剧种中有所存留，通过这些古老剧种的音乐唱腔和剧目，可以大大丰富我们的戏剧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些古老剧种以及剧目、表演手法，为第一手资料十分缺乏，又无法找到可靠文物证据的近古时期民间社会结构、伦理道德与生活方式，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材料。 而且，地方剧种都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 出自不同源流、形态各异的稀有剧种，既是一个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的取之不尽的宝藏，还是一个融精神追求与物质生活为一体的独特无二的民俗文化宝藏。所有这些地方剧种，都是无法替代的文化资源，用民间话语构成了一部有别于官方叙事的厚重的历史文本。 地方剧种是一个拥有无穷开发价值的文化宝藏，然而，这个宝藏还没有得到认真发掘，就即将在我们面前化为尘土。 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初，政府对各剧种的传统剧目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翻箱底，抖包袱”运动，有不少本已趋于消失的地方剧种得以中兴。可惜由于存留手段的缺乏，虽然留下了大量剧本，音乐和表演这两个更能体现地方剧种特色的领域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80年代初各地艺术研究机构也曾经一度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抢救了一批老艺人的表演资料，然而，由于各地文化艺术研究部门对录音录像资料的保存能力相当弱，这些资料，连同50年代以来收集的大量文字资料，正如同海陆丰的吕匹先生书柜里那些珍贵资料一样，已经遭致严重毁损，其中相当一部分极可能在近年里变成无法修复的废品。 其实，对于像戏剧这样的舞台表演艺术而言，最好也最可靠的保存手段，就是充分掌握剧种表演艺术精华的艺人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剧种，只有当它还有艺人能够演出时才能说它被保存了下来，只有“活”在艺人们“身上”的戏才是可在舞台上重现的。 否则，即使我们记录了所有剧本，甚至有了足够多的录音录像，它也仍然是死的存在。明初人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元杂剧的剧本，但我们至今完全不知道元杂剧的演出形制，这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可惜，近几十年培养的演员远远没有掌握扎实的基本功，更遑论熟练掌握本剧种、本行当那些有代表性的经典剧目表演的精华所在；于是，当那些受到科班系统训练又有丰富舞台经验的老艺人纷纷谢世，不啻是在给这些珍贵的稀有剧种敲响声声丧钟。 稀有剧种陷入困境的原因相当复杂。 简单地将面临危机的地方剧种视为计划经济的殉葬品，或是在卡拉OK之类文化快餐面前不堪一击的没落古玩，当然是浅薄之论。从宏观上看，它涉及到近几十年文化政策的取向；从微观上看，它涉及到剧团的运作体制。而假如我们局限于学理的层面上分析这个问题，这些剧种拥有的独特文化内涵日渐流失，肯定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地方剧种既是传统的，又是地域的，可惜它遭逢了一个无论是传统还是地域文化活动都受到歧视的年代。无怪乎人们一直没有充分认识传统戏剧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从未认识到那些濒临灭绝的戏曲剧种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人们当然明白戏剧可以为观众提供即时的艺术消费，但是它更丰富的内涵却被这些表面的功能遮蔽了。所以50年代以来，几乎每个剧种从形式上都在一方面盲目地模仿话剧这种舶来戏剧样式的表演手法，另一方面盲目地模仿西洋歌剧普遍采用西洋乐器、建立大乐队；从内容上一方面盲目地创作大量没有观众的现代戏，另一方面盲目地移植京剧、越剧等传播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剧种的走红剧目。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模仿非但无伤大雅，还有助于各地方剧种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取长补短，但实际上却迅速导致了各剧种的趋同，使地方剧种越来越丧失自己的特点，所丢弃的正是对地方剧种至关重要的传统与地域文化内涵。同时，这一趋势必然导致地方剧种演员对本剧种的存在价值产生深刻的怀疑，从而严重影响了剧种传统的承继。 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危机的传统文化艺术样式并不是只有中国戏剧。世界遗产基金会最近公布了全球百处濒危古迹的名单。语言学家们预测，人类语言正以哺乳动物濒临绝种两倍的速率和鸟类濒临绝种四倍的速率消失，目前90％的语言面临消失危机，按最乐观的估计，全球6000种语言也至少将有半数会在50年后完全消失或濒于绝迹；第16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研究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可能导致2／3的动植物在21世纪后半叶遭受灭顶之灾。这些与稀有剧种迅速消失十分类似的现象，目前正在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颇值得玩味的是，人们为植物园里的珍稀植物营造了很适合它生长的环境，野生动物的保护有了法规，有自愿者甘冒生命危险保护藏羚羊，然而，对于理解与重建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我们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地方剧种这一特殊人文资源，却非常缺乏有意识的保护，它们的遭遇远比不上东北虎、娃娃鱼。 当然，如果说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那是不公平的。1992年，文化部在泉州和淄博分南北片举办了“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给十多个只剩下最后一个剧团的地方剧种，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浙江省1998年举办了全省稀有剧种交流演出，今年9月，福建省剧协推出了系统抢救闽剧的规划，类似的活动当然还有更多。相对于全国100多个濒危剧种而言，这样一些活动简直就像杯水车薪，但是，这至少足以说明稀有剧种的生存问题并不是一个死结，至少说明这些行将灭绝的剧种的保护与承继是有可为的，只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策略，尤其是建立一整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与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有效机制。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已经丧失了保护和抢救稀有剧种的最佳时机，部分剧种即使想抢救也已为时太晚。但我们还是必须去正视这一严酷的现实，尽到最后一份努力，哪怕已经是一堆废墟，也要力争将它们留给后人。 1994年以来我多次撰文，呼吁要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稀有剧种，我曾经写道我们只有最后的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做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就目前的情形看来，这样的估计简直乐观得难以饶恕。现实情况是各地的稀有剧种正在以惊人的加速度消失，而就在我前往陆海丰之前的去年底和今年初，正字戏最后仅剩的两位老演员相继过世；这个剧种最后一位艺人出身的打鼓佬，正因老病在乡下调养，不管我们心怀多么良好的愿望祝他康复长寿，他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西秦戏除了同样有一位年老的打鼓佬，所幸还剩有三位分别扮演正旦、老生、乌面的老艺人，他们也都已是80多岁的高龄。白字戏现存中老年艺人基本上是解放后的科班出身，他们所学的剧目身段，所承继的表演技能远不足以完整体现白字戏的艺术魅力与丰富内涵。海陆丰的情形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但这个缩影显得如此真实和残酷，令人不忍逼视。 我带着吕匹留给我的一长串名单坐长途车离开海丰，名单列着当地三个剧种近几年去世的数十位老艺人的名字、行当和特长。我仿佛看到这份名单无声地在扩大在延长。就像刚刚经受台风肆虐的广深公路，在一抹无力的斜阳下，安详宁静，却满目疮痍。。
